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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“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，如果权力滥用不能为法所治，一切美好的目标都将是镜花水月。
因此，必须用法治为权力划出边界，把权力赶进笼子里。”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谢桂山认为，“依法治国”虽然已经写入宪法，但法治建设オ刚刚起步。对于基层来说，法治建设的核心就是依法治权、依法“治官”。
山东省某地曾发生了一件“荒唐”事。1998年，农民赵荣国承接了镇上的一个施工项目，完工后11万元的工程款迟迟没有到账，多次讨要无果，2011年，赵荣国一纸诉状将这个镇的镇长告上了法庭。法院判决镇政府全额支付工程款，然而，判决生效近两年，镇政府却拒不赔付
“我拿着法院判决书，来来回回找了镇上十多次，但是每次都是空手而回。”赵荣国和其他村民反映，镇干部“官气”足，一点都不担心不执行法院判决所面临的法律后果。
“这种行为必须要严惩。”山东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高巧玲说，相对于群众违法，干部违法的危害更大，不但让法律陷入尴尬，妨碍了司法公正、法治建设，也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遭遇挑战。
依法治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，镇、村干部的作用不能小视。山东省有乡镇级单位1800多个，行政村6.5万个，村、镇干部加起来，不是个小数，他们最贴近农民，在老百姓眼里，他们就是政府、国家的代言人。如果他们中有人有法不依，有规不循，徇私枉法，权大于法的观念就会像滚雪球一样，在基层扩散蔓延。
2.郓城县郭屯镇文庄村党支部书记王方说，这两年村里项目比较多，不时会有一些亲朋好友上门找他，拒绝对方要费很多口舌，他也很烦。不过这次，王方拒绝得非常理直气壮:“我的权力都还给群众了，现在是‘42条’说了算。”
王方嘴里的“42条”指的是《郓城县规范村务工作权力清单42条》。今年上半年，郓城县制定了《郓城县规范村务工作权力清单42条》，将涉及集体管理事务的22个事项和20项便民服务举措，通过晒权力清单的方式，全部晒在“阳光下”。村干部手中的“小微权カ”有了强有力的“紧箍咒”。
为保证决策的科学性、规范性，邹平县采用了另一种方法。
邹平县魏桥镇地处黄河灌区，镇域内部分河流年年清淤成了大问题。2018年10月4日，《魏桥镇水利清淤工程规范运行机制》出台，从清淤时间、范围、内容、标准到工作机制，一一进行标准量化。
政策出台前，镇干部进村入户，请专家、村干部、农户等谈意见，提建议，就清淤工作机制进行热议。今年，魏桥镇共通过了14个类似的规章制度。在邹平，听取民意依法科学决策正成为“官场规矩”。
3.“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征地补偿、农房拆迁补偿、新住房安置等问题随之而来，原来农村并没有这种问题，靠农村传统的解决方法肯定不行，只能依靠法律解决这类问题。”中央党校教授卓泽渊说。
但农村纠纷的法治化解决之路还很漫长，农村里像赡养、婚姻等传统的纠纷类型在尚未成熟的法治环境下，如果单纯靠法律一刀切，若处理不好有可能引起更大的矛盾和隐患。而调解作为法治化解决纠纷的方式，可以充分发挥当地基层组织的作用，促进矛盾的有效解决。
“民事纠纷，最好先调解。因为调解既能解决纷争，又不使矛盾复杂化。”青州市王坟镇司法所所长孙发春说，“村民之间发生的纠纷，多是一些小事，如果先调解，努力在法庭外、判决前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，在矛盾之初就能将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。”
追求和谐，以和为贵，息讼止争是国人几千年的传统。自古以来，大部分的民间纠纷也都是通过调解解决的。“现在，有了纠纷可以通过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解决，即使进入诉讼阶段，人民法院也优先采用司法调解的方式。”青州市黄楼街道司法所所长王中勤介绍说。
4.最近，再没有什么声音，比“依法治国”来得更洪亮，近年来，全社会目光聚焦“法治”。
依法治国是大事，普通百姓也许觉得离自己有些远，但实际上，“法治”就在我们的身边，与咱农民的日子息息相关。
不说远处，就说说咱们的命根子——土地。现在几乎村村都有土地在流转，流转土地要遵循什么原则，土地的所有权、承包权、经营权之间有什么区别，如何规避流转风险等等，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《土地管理法》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等法律法规里；还有正在进行的村“两委”换届选举，选谁，怎么选，不懂的可以去翻翻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；和街坊有了纠纷，咱也不用撸胳膊挽袖子，打“110”，法律自会给你个说法
早在十五大党就确立了“依法治国”的基本方略，但这么多年来，有关农村的法治建设还远远不到位。长期以来，一些基层干部习惯了用行政手段来治理乡村，动不动就“为民做主”，有的甚至异化为“替民做主”。比如，国家规定土地流转要“依法、自愿、有偿”，但有的人就“反复做工作”，强制村民流转土地；有的地方，甚至将“村民自治”变成了“村官自治”。不论是办低保还是发补贴，村里的大事往往就是几个村干部拍板，该和老百姓协商的事也不协商。
这都是“人治”替代“法治”的表现。“人治”就是少数干部说了算，他们手中的权力不受制约，很容易出现权力失控和权力腐败。依法治国，即是变“人治”为“法治”，就是要用“法”限制干部手中的权力必须为民所用。
当然，依法治村不仅是干部要懂法、依法办事，村民也要学法、用法、依法办事。特别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时，不能提出一些违背法律法规、违背政策的诉求。比如说按规定，修公路、铁路的占地补偿明显低于房地产开发的占地补偿，但就有村民要求政府一定要“同地同价”，这样的诉求不会得到满足。
落实依法治村不是朝夕之功。当前，依法治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，如何让农民知法、懂法，如何让农民能更方便地运用法律，如何把基层干部的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里......这需要咱们干部群众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千方百计共同迎“法”进村，从而真正实现“依法治村”。
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推进实现依法治国
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能够助力乡村整体进步、凝聚乡村社会共识、强化村民秩序意识。然而，建设乡村法治文化并非一蹴而就，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，当下在农村仍然有“人治”代替“法治”、村民通过闹事解决问题、基层干部动不动就“替民做主”等乱象存在。这些问题都将成为实现依法治国路上的绊脚石，加强农村法治建设事关每个村民的切身利益，还需多措并举在农村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。
加强农村法治建设，需完善村务规范运行机制。农村基层地区的地方性法律法规还需要进行完善，目前我国农村改革正处于深水期，是进行到最艰难的时候，各种矛盾凸显，迫切的需要用各种地方性法律法规对之进行规范引导。当前，一些基层干部权力过于集中，甚至出现“一言堂”等情况，加上村民法治观念薄弱，使得农村法治建设遭到不小阻碍。这就需要不断完善村务规范运行机制，明确权力清单，制定相关村务流程、范围、标准等，做到有法可依。
加强农村法治建设，需大力提升村民法治意识。法治意识淡漠在乡村社会中比较普遍，一方面，村民的法治意识淡薄，部分村民认为法治等同于“受惩罚”，在遇到矛盾和纠纷时，往往会选择“私了”“不见官”的方式予以解决；另一方面，村民对法律的信任度亟待提升，部分村民主观上认为一些问题是社会发展常态，“见怪不怪”，缺乏对公平正义的期待感。因此，要加大农村普法力度，引导广大农民增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，将村民视为普法的重要对象，让村民主动投身建设法治乡村。
加强农村法治建设，需尊重民俗辅以调解手段。农村法治建设之路还很漫长，像赡养、婚姻等传统的纠纷类型，如果单靠法律一刀切，处理不好有可能引起更大的矛盾和隐患。而调解作为法治化解决纠纷的方式，可以作为兼顾传统思想和法治建设的有力补充。这就要求不断完善各项调解制度，可以通过人民调解、行政调解、司法调解等手段尽可能化解民间纠纷，把村民矛盾有效扼杀在萌芽阶段，避免事态扩大，同时也起到普法的作用，进一步增强村民法律意识。
俗话说，法治兴则国家兴，法治强则国家强。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和贯彻落实，是我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途径，而在此背景之下，农村基本基础的法治水平更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，这需要大力从观念上、制度上、操作上进一步改变，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视角下，推动法律知识走进农村，真正使法治建设下到基层。
